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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指挥风格的典范
──门格尔贝格在哥伦比亚公司的录音

彼得·古特曼/应明耀编译

第一辑:

J. S. 巴赫:《序曲》第二号 、《降B调交响曲》

贝多芬:《莱奥诺拉》第一、第三号,《科里奥兰》,《埃格蒙特》序曲

韦伯:《自由射手》、《欧丽安特》、《奥伯龙》序曲

李斯特:《前奏曲》

瓦格纳:《罗恩格林》前奏曲,《唐豪塞》序曲

勃拉姆斯:《第三交响曲》,《学院节庆序曲》

 Pearl CDS 9018 (3CD)

 第二辑:

苏佩:《诗人与农民》序曲

柴科夫斯基:《第四、五交响曲》,《罗密欧与朱丽叶》序曲

格里格:《两首悲歌的旋律》

马勒:《第五交响曲》小柔板

拉威尔:《波莱罗》

 Pearl CDS 9070 (3CD)

    在谈论门格尔贝格精彩纷呈的音乐之前,有一段历史总是让人难忘。

    德国纳粹的侵略战争如同化学中的酸碱测试,将欧洲的艺术家分成“酸性”、“中性”和“碱性”。其中,犹太艺术家当然别无选择只有逃亡,他们的事业和生活从此也坠入深渊。其他的一些艺术家,如:卡萨尔斯、托斯卡尼尼和布许,则选择留在欧洲,但是他们拒绝与侵略者进一步合作。有几位良知未泯的德国艺术家,如:福特文格勒,则属于“中性”人物,他们在与纳粹的妥协中不顾个人安危默默无闻地留下了许多英雄事迹。其他的德国艺术家,如:卡拉扬、伯姆和克劳斯,他们不甘心离开自己的祖国和事业的根基而公开投向了新领导的怀抱。

    接着,轮到了门格尔贝格。德国人占领荷兰之后,这位阿姆斯特丹音乐会堂乐团的掌门人成了德国文化部的一员,他按着纳粹的吩咐演出,行法西斯的举手礼,还驱逐了乐团中的犹太人。门格尔贝格的支持者一直坚持:他在战时的录音同样包含着人道和博爱的作品,与那些表面上不过问政治,但是为了继续自己的艺术追求可以不择手段的“纯洁”艺术家相比,两者的录音并无差别。但是,门格尔贝格的情况与别人不同,他处在一个视“投敌”为可耻的国度,荷兰人抵抗侵略的历史有口皆碑。所以,等到战后,当卡拉扬、伯姆等“不道德”的艺术家重获公众青睐之时,荷兰人却剥夺了门格尔贝格往日的荣耀,禁止他公开露面,将其永远地驱逐。随后,门格尔贝格流亡瑞士,1951年终老异乡。

    如今,在指挥界的众多历史名家之外,为什么又要重提这位道德沦丧者?因为,除去他在政治上的斑斑劣迹,门格尔贝格的指挥天赋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难得一见的十九世纪指挥风格。

    在受到十九世纪传统的熏陶和洗礼又存有录音传世的指挥中,一般分为两派。一派包括:魏因加特纳(生于1863年)、斯特劳斯(1864年)和托斯卡尼尼(1867年),他们属于抛开个人倾向而遵循作曲家意旨的“客观”风格。另一派则包括:尼基什(1855年)、马勒(1860年)、弗里德(1871年)、库谢维茨基(1874年)、斯托科夫斯基(1882年)和福特文格勒(1886年),这几位凭借加于音乐之上的个人烙印著称于世。而两派之外,门格尔贝格独树一帜,因为他综合了两派的特点。

门格尔贝格带来的这种超越大师的演绎方式完全不是对于乐谱的客观复制。但是,他的自由诠释也并未显出浓重的个人主义或是自负的灵感;相反,他把精力主要放在音乐的表象上,以此显示出一支优秀乐团的纯粹声音。因此,门格尔贝格对于动态和节奏的处理几乎都是为了提升音乐中的高潮、旋律和其它情绪焦点的效果,而这些内容全部明明白白地写在乐谱上。即使在他最任性挥洒的时刻(他的《波莱罗》是一种欢闹),也只会激发音乐内在的能量而没有泛滥的个人见解。

    除了这些理论的思辩,门格尔贝格的录音品质是其风格的最好证明。这位指挥以训练乐团的能力见长,他对演出的细节相当重视以至于要用半小时调整每一件乐器。他的这种和谐的声音同样得益于当歌手时接受的训练和从钢琴独奏中领悟到的节奏精确和速度控制。

    当然,除此之外,门格尔贝格出众的声音还源于一个常被忽视的因素:他与一支乐团连续合作长达五十年。在德国接受培训之后,1895年,门格尔贝格来到阿姆斯特丹领导这支新组建的音乐会堂乐团。除了一些短时的出国任务,门格尔贝格一直执掌乐团直到1945年被免职。在这五十年里,他将乐团从一支地区性团体提升为世界顶尖的乐团之一,通过长时间的磨合发展出与乐团之间的精妙默契。在此,柴科夫斯基的《第四交响曲》行板提供了有力的佐证,速度的不断变换有着相当的即兴成份,然而每一件乐器都显示出精确的统一性。这种效果令人折服,它没有任何自我沉迷的因素,完全是为了表现音乐的全部。

    此次,Pearl公司推出的这套唱片包括了门格尔贝格和音乐会堂乐团从1926年到1932年为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刻录的109张录音。这些唱片捕捉到指挥与乐团的最佳状态,远胜于其后在Telefunken的录音室版(目前由Teldec公司发行)。这些唱片的音质相当优异:宏亮清晰、细节丰富、平衡出色。第二辑中的串联演奏由全部六张唱片的作品组成,充分证明了门格尔贝格对每部作品的恒久理解,不像一些浪漫派指挥,对同一部作品常有不少各式各样的演绎。其中的几乎每一次表演都很出色,柴科夫斯基、贝多芬、韦伯和李斯特的作品演来尤其杰出。

    对于那些只追求精品的乐迷,哥伦比亚公司的门格尔贝格录音还可以在Claremont公司的GSE 78-50-48/49 (2CD)中找到。若要领略这位指挥的录音全貌,还有两张不可或缺的唱片。一张是1939年马勒《第四交响曲》的音乐会录音,门格尔贝格与马勒私交深厚并且是作曲家的热情拥护者(Philips CD426 108-2)。另一张或许是指挥家最好的录音:1928年与纽约爱乐乐团合作演出的斯特劳斯《英雄的生涯》,作曲家将这部作品题献给门格尔贝格(RCA 60929-2,唱片上另有毕勤、库谢维茨基和斯托科夫斯基带来的斯特劳斯作品)。

    毋庸置疑,这些唱片是十九世纪指挥风格的绝佳典范。但令人遗憾的是,它们的缔造者身上跳动着一颗法西斯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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