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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漫长的一生中，多次指挥过贝多芬的全集：1933年在洛杉矶，1935年在米兰斯卡拉，1936年在斯特拉斯堡，1947年在布达佩斯，1949年在阿姆斯特丹，1956和1958年在伦敦，1960年在维也纳（和维也纳爱乐合作）。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被戴上了“贝多芬专家”的“狗脖套”。
在我生命的早期，一切还是那样的不同。当我受聘于柏林国家歌剧院分院时，我可以介绍许多新奇的、甚至是试验性的作品。那时候，我被称为“摩登指挥家”。
以上的两个称呼都是错误的，我既非贝多芬专家，也不是什么“摩登指挥家”。作为指挥家，我希望我能公平地对待所有的音乐风格。
我经常遇到下面的情形：一个指挥家指挥当代作品相当好！可指挥古典和浪漫派作品却毫无说服力。这怎么可能呢？细想想，其实也不难理解——那些现代作品的演奏也是不好的，只不过复杂的音乐结构和乐队演奏技巧掩盖了指挥家的贫乏。在音乐的领域里没有专家，同样，也没有全能的或者一无是处的表演者。
贝多芬是一位革命者，最大的误解莫过于把这位伟大的革命者介绍成了德国人的温顺的家养动物。他的交响曲可以被当成钢琴二重奏来演奏，而其中富有启迪作用的节拍器标记却很少有人在意，很多情况下，它们给出了大致的演奏速度，似乎都很快。
当年轻的门德尔松给歌德演奏贝多芬《第五交响曲》时，被认为缺乏乐感的歌德说：“这是伟大的，非常了不起！想想当它被整个交响乐团奏出来，该是怎样的效果？！”
贝多芬与歌德在特普利茨的著名会面并不和谐。不得不结束。因为歌德是贵族，而贝多芬是民主派。歌德说贝多芬是个“不顺从的原始人”。但他也承认从来不曾见过一个艺术家能如此的“崇高而镇定”。两人都佩服波拿巴，但听到拿破仑自封为皇帝时，贝多芬断然改变立场，而歌德则一直把拿破仑1808年授予他的荣誉十字勋章佩在身上——甚至是在解放战争以后，那时佩带“外国征服者”的勋章是要被视为反德份子的。
人们通常认为贝多芬是一个阴郁的悲剧性人物，这是一种愚蠢拙劣的歪曲，他其实是一个活泼、快乐的人，特别在年轻的时候，第一、第二交响曲自不必说，就是第四交响曲也充满了舒心快意的氛围，他当时沉浸在爱情中，几乎就要和特莱莎订婚了，后者很可能就是他那“不朽的爱人”。
在写作《第六交响曲》的时候，他的心情才黯然了，这时他的听力急剧恶化，但他激励自己“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永远不能使我屈服”。
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音乐语言不断征服一个又一个险峻的高峰，同时也变得更加个人化，更加难以接近。在伟大的大赋格op.133的开头，他写了下面的话，“部分是自由的，部分是习得的”。这句话不是也可以拿来概括《第九交响曲》的末乐章吗？在这里，结构已经被打碎了——没有奏鸣曲式，没有回旋曲式，没有赋格……有的只是从上面这些蝶蛹里飞出的全新的东西，一种不同寻常的幸福感。我们知道，冯·彪洛晚年不再指挥《第九交响曲》末乐章，他把它视为音乐衰落的开始，这是何等错误！贝多芬的音乐主题不是实质性的，他的音乐的实质在于那种发展，但这发展不是人为，而是靠感情的力量推进的。
贝多芬在他的《庄严弥撒》的开头写过一句很好的话“它来自心灵—也会抵达心灵”。这句话不妨也可以用来题写他全部的作品。
郭志刚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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