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普罗科菲耶夫

1953年3月5日晚9点到10点间，约瑟夫·斯大林因脑溢血死于莫斯科郊外的一幢别墅中。五十分钟前在莫斯科的一栋公寓中，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在经历一阵大脑功能的突然丧失后也与世长辞了。历史上像这样的巧合真是少之又少：莎士比亚和伊丽莎白一世在一个小时之内相继去世可以算是一个；而歌德和拿破仑在同一个晚上告别了人间则是第二个可以与其比肩的。当权者和艺术家、暴君和牺牲品，借由死亡这种独特的方式将他们联系在一起，于是在今后的岁月里注定了他们的名字将一同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斯大林的去世对当时的苏联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他的拥趸们早已囤积了所有的花朵。所以在普罗科菲耶夫的葬礼上看不见鲜花，悼念者也寥寥无几，只有可怜的四十人。三天后普罗科菲耶夫死亡的噩耗传到了西方各国，又过了几天苏联的《真理报》才登出这则消息，不过在此之前仍然有人听到了一些风声。在斯大林葬礼上敞开的棺材旁演奏弦乐四重奏的音乐家们当众落泪，为了普罗科菲耶夫。

尼古拉·赫鲁晓夫在第二十届党代会上公开谴责斯大林；在三年的时间里，这位伟大导师的名誉几乎完全走向毁灭。冰冻期已经慢慢过去。Alexander Solzhenitsyn是这样描写古拉格集中营的：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将白色恐怖凝聚到了他的音乐中。比斯大林长命的那些艺术家们用作品为自己洗刷了污点，而和斯大林一起去世的普罗科菲耶夫却仍然是毁誉参半。

普罗科菲耶夫是当代作曲家中较为乐迷所熟悉的一个。在幼儿园时期《彼得与狼》就成为了我们的音乐启蒙；而《罗密欧与朱丽叶》不是芭蕾舞团的专利，足球场上进攻的号角中也时常能听到它激昂的旋律。就是这样一位群众喜闻乐见的音乐家却成为了偏见的牺牲品，这的确让人难以接受。

然而在普罗科菲耶夫所有大约135部作品中，这两部只不过是沧海一粟罢了。听他的音乐时常会有一种不安笼罩着，一种混杂着含糊不清的好奇和不规则的恐惧的感觉，就好像走进了中世纪的问刑室。

在普罗科菲耶夫所有七首交响曲中，只有第一首和第五首是按照常规方法演奏的；同样的在五部钢琴协奏曲中也只有第三首和第五首是循规蹈矩的。除去那些号称看过的人，有多少乐迷能够说出作曲家十部歌剧中三部以上的名字？而当今活跃在舞台上的钢琴家们又有多少将他的九首奏鸣曲视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普罗科菲耶夫不像肖斯塔科维奇（甚至是柴科夫斯基）那样饱受争议；在他的音乐中没有那些隐讳的影射，有的只是丰富的旋律和充满生机的创意。另外在做人的道德准则方面，他也是无懈可击的。虽然普罗科菲耶夫的作品深度不够，但他仍然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这一点已经得到了普遍公认。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的根源在于他和斯大林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十月革命后普罗科菲耶夫离开了俄国，直到1933年才重返故里。1936年斯大林承诺可以为他提供庇护所，这个愚蠢的天才居然听信了这美丽的谎言并在苏联定居了下来。他在莫斯科的生活充满了戏剧性，在那里作曲家结识了大卫·奥伊斯特拉赫（有两首协奏曲是献给他的）、斯维亚托斯拉夫·里赫特和埃米尔·吉列尔斯。从他们身上普罗科菲耶夫找到了创作的动力，他们也成为了他作品理所当然的代言人。他还享受着特殊的社会地位、舒适的公寓住宅和郊外的别墅。

不过在斯大林的第一次肃反运动中，普罗科菲耶夫的很多朋友都成为了打击对象。于是他只好乖乖的就范：为十月革命胜利20周年谱写了一首康塔塔；为斯大林的60岁寿辰献上了一首Zdravitsa，为水坝工程写出了各式各样的赞美诗。国外舆论对普罗科菲耶夫的定位是“官方宣传员”；1945年《时代》杂志封面故事的标题就是“他紧跟马克思主义的节拍”。其实外国人不知道他第一任妻子Lina和他们的两个儿子都被作为人质关押在西伯利亚，用以胁迫普罗科菲耶夫听命于当局政府。

在斯大林的第二次肃反运动中，普罗科菲耶夫遭到当众批判，每天的食物少到仅能维持生命，并且被剥夺了作曲的权利。当时他正在创作他的最后一首奏鸣曲，用里赫特的话来说就是，“关于一个失衡的世界”。

在那段时间内，普罗科菲耶夫的食物都是由一个年轻的大提琴家罗斯特罗波维奇负责补给的。他不顾一切的闯入作曲家联盟秘书Tikhon Khrennikov的办公室警告说如果普罗科菲耶夫因为饥饿而亡，他罪责难逃。最后Khrennikov极不情愿的拿出了5000卢布。

斯大林死后，肖斯塔科维奇在他犀利简洁的第十交响曲中费尽全力将以前被迫表现出来的顺从一扫而光。但是已经入土的普罗科菲耶夫却再也无法为他的妥协正名了。从历史的角度看，他是个软弱的人，安逸过度而缺乏精神上的气魄。斯大林在死后仍然延续着他的影响力，使普罗科菲耶夫本已毁坏的名声继续遭到摧残。

今天我们想在普罗科菲耶夫逝世50周年的时候再来从他的作品中发现价值无疑是会误入歧途的。而在卡内基大厅演唱为斯大林而作的“Zdravitsa”（欢呼！）也只能使他们现有的联系更加紧密，并为我们推迟对普罗科菲耶夫的重新认识找到一个完美的借口。

在某些方面西方社会对普罗科菲耶夫的态度令人深表怀疑。我们并没有对作曲家的作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仍然反复着那些耳熟能详的曲目而对其他的视而不见。普罗科菲耶夫的音乐常令我们感到不安，这种不安不同于拉威尔的方式。他使我们记起一些我们宁愿忘记的事情：首要的就是我们对斯大林的敬畏，没错，是我们的，不是作曲家的。我桌上放着一张周日午后音乐会的唱片，波列特爵士指挥BBC交响乐团演奏的“纪念斯大林的生日”。日期是1941年12月21日，曲目主要是普罗科菲耶夫的。我手头还有其他一些这个时期的唱片，Walton、Bliss和马尔科姆·萨金特在其中兴高采烈的表达了对斯大林的赞美。

整个西方文明向往的是一种来自于Uncle Joe的微笑，Martin Amis对此有公正的评价：他们从来不会对这种狂妄扭曲的自我膨胀产生罪恶感。和斯大林一起离开人间的普罗科菲耶夫由于和这位伟大领袖之间扯不断的关系，很多作品都被我们所忽略。而且俄罗斯现在对待他的态度还是很谨慎的，因为恶魔尚在人间。

半个世纪过去了，照理说我们应该可以把普罗科菲耶夫和他那个时代分离开来了。但历史偏偏是喜怒无常的，每一天都有可能重写。今年夏天就满90岁的Tikhon Khrennikov仍然在莫斯科走动，除了经济上的一些诘难，他矢口否认自己曾经对普罗科菲耶夫的迫害。

12天前，符拉基米尔·普京总统授予Khrennikov国家的最高荣誉——总统奖金，普罗科菲耶夫的沉默在此刻不啻为最大的讽刺。

Norman Lebrecht/陈雍业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