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高音芭芭拉·波尼访谈录

KEN SMITH

表面上，芭芭拉·波尼有着和其他许多歌唱家一样的经历：一个美国的女高音，从欧洲回来便成了歌剧明星。然而，事实并非完全如此。波尼在萨尔茨堡学习了一年，却没有马上回国。可以说，她是跌跌碰碰地迈入歌剧界的。1979年，她加入了达姆施塔特歌剧院，作为旁听演员；3个星期以后，也是在这里，她首次登台献演。在与达姆施塔特歌剧院合作的4年里，她学唱了40部歌剧。然后，她来到法兰克福、慕尼黑、柯芬园以及斯卡拉与众多乐团合作演出。

芭芭拉·波尼的最爱是艺术歌曲，现在，她只留三分之一的时间来演唱歌剧，其余的时间被用来举办独唱音乐会以及完成研究生课程。另外，波尼也已经将自己的演唱重点从欧洲转到了美国，她与普列文合作的最新独唱录音是两者通力合作的有力证明；特别是在柯普兰的“Emily Dickinson的12首音诗”、巴伯的“隐士之歌”、Argento的“6首伊丽莎白歌曲”以及普列文专门为她而写的专辑标题歌曲“Sallie Chisum Remembers Billy the Kid”中，波尼的演唱极富美国味。

KEN SMITH：你从国外学习归来有什么感想？

芭芭拉·波尼：回来后，为了满足听众的口味和期望，我不得不学习一些新的东西。

KS：你能说说你的这张新碟是怎样改变风格的吗？

波尼：我17岁的时候就喜欢上了“隐士之歌”，后来我在欧洲的时候也演唱过，但我一直考虑要将它们录成CD，我觉得那样会更好。后来，普列文为我写了一首曲子，就是“Sallie Chisum Remembers Billy the Kid”。说实话，我并没有和身边的任何人商量过这张CD的录制事宜。

KS：在你演唱的歌曲中，美国歌曲占了多少呢？

波尼：我从1987年真正地开始独唱生涯，但那时在欧洲我遇到了比较多的困难。在英格兰、维也纳、巴塞罗那以及马德里，你会因为演唱美国歌曲而遭到冷落，每一次我都觉得我在强迫听众接受。但是现在就不同了，这种阻力少了很多，部分是因为不仅仅是英语，美语同样成了一种世界性的语言。那些经常听摇滚的年轻人会说，用英语演唱的古典歌曲真是太酷了。

KS：你已经用其它好几种语言演唱过歌曲，现在转回来使用英语演唱，你觉得怎么样？

波尼：其实这种转变的确反映了我个人的生活。在过去的十年中，我迷失了方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发现自己在某种意义上并不是纯粹的美国人，当然也不是奥地利人。然后我搬到了瑞典，又受到了瑞典习俗的影响，以至于我的德语都带上了瑞典口音。而后，我回到美国，却发现生活的节奏很快，很难跟得上步伐。于是我又回到英国，说起了英语，在那里，我找到了自我。现在，我又回到美国，至今一切都很好，我也觉得很开心。

KS：你是否建议其他的学生去走你走过的路呢？

波尼：不，我不建议任何人去萨尔茨堡“卖蔬菜”。当然，我从中的确学到了许多东西，比如我的德语现在说得很好，但是，在那几年中，我放弃了我自己的生活。我很满意我的经历，因为我从中了解到了我的不足，但我绝对不会把我的经历建议给任何人。许多事情已经改变了，现在有更多的商业目的，不象原先仅仅就是为了去学习。

KS：几年以后，歌唱家们和声乐教师们会埋怨用英语来演唱是多么得困难……

波尼：不！

KS：哦！？但是究竟会怎样呢？

波尼：用英语演唱会有困难吗？他们曾经用德语或是法语来演唱，特别是法语，演唱起来相当困难，但是，要知道，你不可以用你说话的发音方法来演唱歌曲。在发音上，你需要有很大的改变才行。

KS：是不是因为在美国，英语在歌唱家的学习课程中占得份量太轻，以至于当他们用自己的母语来演唱的时候反而会觉得不知所措呢？

波尼：我想是的。在大学里，我不得不学唱莫扎特或是弗雷的歌曲，几乎没有接触过美国作曲家的作品，倒是在中学里，我学习了巴伯的作品，但这并不是学校课程中所规定的。

KS：那你觉得在学校的课程中应该安排多少用英语演唱的作品呢？

波尼：由于美语现在已经成为了一种世界通用语言，所以我想在所学的课程中的确应该加强美语演唱的份量。就在上星期，我的伴奏想要一份Sallie Chisum的乐谱，可惜没有买到，因为学校里的学生正在学唱他的作品，这听起来让人兴奋。

KS：你说过你已经开始教课了，那你怎样来平衡你所有的这些活动呢？

波尼：当你知道你正在为一项重要的改变作出贡献时，你的确会有很大的满足感。80年代，艺术家们很注重自我，90年代更是如此，只是方式不同而已。我的曾祖父曾是洛克菲勒的金融顾问，当开始征收所得税的时候，他对洛克菲勒说：“如果你现在不放弃，那你到时候什么也留不下，会变得一无所有。”于是，他帮洛克菲勒建立起了慈善事业。我回到美国，就是想为我们的下一代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把原有的一些东西还给他们。

KS：这些事情是否包括同作曲家们合作，并把他们更多的新作介绍给听众呢？

波尼：当然了。我计划再次同Dominick Argento接触，还有Aaron Jay Kernis；在这，我并不认识很多的作曲家，我想这一切都刚刚开始，并且是个好的开始。

KS：你和“Billy the Kid”有什么关系吗？

波尼：我的父亲经常把它作为我的催眠故事。比利·波尼（Billy Bonney）和我父亲来自同一个城镇，从照片上看，他倒是很像我的父亲。

KS：很明显，你把这个故事和普列文分享了，是吗？

波尼：哦，是的！我把它告诉了普列文，由他执笔写了这首歌曲。我很喜欢这类与我生活相关的作品，我要把它们介绍给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