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乔纳森·托兰斯基/王崇刚编译
俄罗斯大提琴家罗斯特罗波维奇3月27日迎来了他的75岁生日，此间一系列的庆祝活动接踵而至，包括伦敦和纽约的庆典音乐会。伦敦的音乐会于3月14日举行，罗斯特罗波维奇选择了与他关系密切的20世纪3位重要的作曲家布里顿、普罗科菲耶夫和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4月21日举行的纽约音乐会，计划在林肯中心举行，有众多名家登台，将全部演奏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
罗斯特罗波维奇被认为是20世纪后半叶最伟大的大提琴家，他惊人的诠释范围、对力度和色彩的完美控制令世界各地的音乐爱好者所折服。过去35年，罗斯特罗波维奇还作为指挥家闻名于世，演出了大量的交响曲和歌剧作品。
但是音乐只是老罗传奇经历的一部分。这位大提琴家还是一位坚强人权捍卫者，曾经冒着生命危险抗议苏联当局的专制暴行。1970年10月31日，他向苏联《真理报》发出公开信，严厉批评苏联政府对著名艺术家的迫害行为，特别是保护持不同政见的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这一次无畏的行动最终导致了他失去苏联国籍。
罗斯特罗波维奇最近在伦敦接受了ANDANTE网站记者托兰斯基的采访，畅谈了不寻常的生活经历。
托兰斯基：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经常听到动听的音乐，因为你父亲曾向卡萨尔斯（20世纪前半叶最伟大的大提琴家）学习过。你从一开始就特别喜欢音乐吗？
罗斯特罗波维奇：是的，因为我的父亲是大提琴家，我的母亲是钢琴家，我还记得听他们在房子里排练的情景。当我们离开家乡巴库的时候，我只有4岁，已经开始学习演奏钢琴，对于音乐我已经达到了痴迷的地步。
我们来到莫斯科，我的父母确信在那里我可以得到好的音乐教育。我8岁的时候父亲告诉我：“斯拉瓦（老罗的小名），你必须学习演奏大提琴”。他送给我一把小型的大提琴，我开始演奏这种非凡的乐器。
我必须告诉你，我的练琴情况并不好。他们一离开我就看窗外，有时一看就是两个小时。当我他们回来，我会马上练琴。我是一个好演员，当我的父母来到我的房间，我真的能让他们意识到我练习得非常卖力。我的母亲总会说：“斯拉瓦，够了，够了，你该休息了。”然后给我拿糖果。
战争让我们的生活完全变了样。我14岁的时候，全家转移到乌拉尔地区，我的父亲去世了，我开始非常努力地工作。我接管了父亲在音乐学校的教学工作——我只有14岁，我的学生比我年龄还大！
我的性格也完全变了，我知道自己必须为家里挣钱，1943年，我进入了莫斯科音乐学院，同时我还为一家展览馆制作画展用的框子，这是我挣钱的手段。1945年12月在莫斯科举办了卫国战争后第一次国家级青年音乐家比赛。我获得了金质奖章。之后我的生活变得滋润起来。
托：就在这个时候，你第一次见到了肖斯塔科维奇？
罗：是的，那是在1943年，当时肖斯塔科维奇还是个非常受欢迎的人物。在俄罗斯，他的受欢迎程度有过很大波动。他一度被作为天才被人们欢呼着，然后他被认为没有作曲才华，选择音乐作为职业是个错误！但在1943年，他因为创作第7交响曲（列宁格勒）而非常知名。他在莫斯科音乐学院的作曲课堂坐满了学生。我请求我的大提琴家教授：你能不能问问肖斯塔科维奇，他能不能能给我半个小时，看看我写的钢琴协奏曲的谱子？我的教授非常好，把我的心愿转告给了肖斯塔科维奇。
我来到音乐学院4楼45号房间肖斯塔科维奇的教室。我非常紧张，因为大师就要专门拿出时间来看看我糟糕的作品。他问我是否能在他的钢琴上弹弹其中的一些段落，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那样快地弹奏过任何东西。肖斯塔科维奇并没有告诉我他的真实看法，只是说：“斯拉瓦，你非常有才华，如果你能接受我的邀请参加我的课程，我会非常荣幸！”他改变了我的生活。我每星期四上午9点到10点上大提琴课，然后来到肖斯塔科维奇那里，整天与他在一起，学习作曲，与他合奏四手联弹。对于我的生活来说，这是真正的音乐大学生活。
托：你这时还遇到了普罗科菲耶夫，是吗？
罗：对。在音乐学院的时候我通过一位音乐家与他见面，但他很快就忘了我。当我赢得了1945年的音乐比赛，我决定演奏普罗科菲耶夫的一些作品。我找到了他的大提琴协奏曲的钢琴改编谱（乐队演奏的总谱找不到）。我非常喜欢这部作品，用钢琴伴奏的形式在音乐会上演奏。这是1948年1月18日。普罗科菲耶夫也来听音乐会，他来到后台对我说：“你知道，我非常喜欢这部作品的音乐素材，但是我不喜欢这个改编谱。如果你愿意，我想参考你的意见，写出另一个大提琴和钢琴的改编谱”。这时的我就像是飞向天空的天使——这是多么大的荣誉，我的美梦变成了现实。
那时，普罗科菲耶夫周围有很多崇拜者，但是3个星期后，在4月10日，党组织发动了攻击肖斯塔科维奇和普罗科菲耶夫的运动，他们的作品被指责为音乐中的形式主义。当然，两位大师崇拜者中的80%转向了他们的对立面。
此后，肖斯塔科维奇的周围还有一些朋友。但是普罗科菲耶夫在生活中真的成了孤家寡人。我打电话给普罗科菲耶夫说：“如果你有事找我，我会随叫随到。”他说：“非常谢谢你，我当然希望继续维护我们的联系。“
1949年3月，普罗科菲耶夫说他正在创作一部大提琴奏鸣曲。当他给我看手稿的时候我非常高兴，很快记住了大提琴和钢琴部分。他送给我一辆小轿车——一辆非常破的车！——让我到他的夏季别墅排练这部奏鸣曲。普罗科菲耶夫很长时间没有弹钢琴了，他的惊人技巧已经失去，弹德非常糟糕——请原谅我这样说，因为他曾经是一位杰出的钢琴演奏家。
我们开始排练，我不时地纠正他弹的的错音。他对我说：“斯拉瓦，是我创作了这部作品还是你？我弹的正是我喜欢弹的，即使有错音！”后来，孤独的普罗科菲耶夫邀请我在别墅里与他居住，我们一直住到1953年，直到他死。
这对于我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年代，普罗科菲耶夫穷困状况让我非常吃惊。一天他对我说：“斯拉瓦，我没钱吃早饭了。”我来到作曲家联盟找到主席克伦尼科夫，对他说：“普罗科菲耶夫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也许联盟可以给他一点钱？如果不能我就去音乐学院让学生们捐献。”克伦尼科夫给了我相当于50美金的一笔卢布，我把它转交给了普罗科菲耶夫。
之后，在苏联广播电台身居高位的音乐家谢苗·萨姆素德为我出了一个主意：“如果普罗科菲耶夫创作一部与斯大林有关的作品就好了。”我于是建议普罗科菲耶夫谱写一部，名叫“顿河与伏尔加河相会”的序曲，这样可以让他通过一部歌功颂德的作品来挣钱。普罗科菲耶夫说：“这个主意太蠢了。”我说：“成千上万的推土机正在工地上挖土！”“哦，也许这不是最蠢的主意”他说。他最终创作了这部序曲，得到了一笔购买食品的钱。
普罗科菲耶夫是在抑郁寡欢中死去的。他为自己歌剧歌剧《战争与和平》谱写了缩减版本，这样这部歌剧能在一个晚上演完，而不是先前的两个晚上。《战争与和平》只公演过一次，他非常希望在死前再听一次。但他真的没有再听到。
托：你第一次被西方世界了解是通过1952年在布拉格录制的德沃夏克的大提琴协奏曲的唱片，由瓦克拉夫·塔利克指挥。它产生了很大的反响，现在还出了CD。对于在布拉格的年代，你还记得哪些？
罗：你知道，我一生中很多光荣时刻都与捷克斯洛伐克有关联，特别是布拉格。我1947年第一次来到布拉格参加青年联欢节，赢得了音乐比赛的第一名。1950年我又在布拉格的国际大提琴比赛中获得一等奖。1952年SUPRAPHON唱片公司决定制作一系列德沃夏克的唱片，纪念德沃夏克逝世50周年。
瓦克拉夫·塔利克曾被苏联克格勃指控在纳粹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期间为德国人演出。那时，他已经失去了捷克爱乐乐团首席指挥的位置，被禁止举行任何音乐会。他在家中被逮捕后被带到布拉迪斯拉发，在那里过着退隐的生活。但是SURPRAPHON公司试图让他出山录一张唱片——与我合作德沃夏克的大提琴协奏曲。
当他们告诉我要与塔利克合作，我想起几年前俄罗斯指挥家穆拉文斯基曾经问我：“谁是我现在活着的最伟大的指挥？”我说：“可能是富特文格勒吧。”穆拉文斯基说：“不，应该是塔利克”。
在录音前，塔利克让我先与他进行一次钢琴排练。我从第一乐章开始演奏，对于一个从慢节奏转到快节奏的段落他问我：“斯拉瓦，你怎样看？在慢节奏段落之后，不要立即让节奏快起来，你要逐渐地转到较快的速度，一点一点地。”我说：“大师，如果你喜欢这样，我会这样做的。”接着他说：“我非常高兴你能同意，我要告诉你，当我是个学生的时候，德沃夏克还活着，这个主意是从他那里来的。”
我立即向他教给我如何演奏这部协奏曲——我请求他告诉我关于这部协奏曲他所知道的一切。他这样做了，而且非常细致。他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后来我从其他的音乐家那里学到了很多。即使到现在如果我与大音乐家合作，我会说：“非常感谢你教我。”我今年75岁了，如果有人教给我什么，我会非常高兴。
托：你与许多作曲家有密切的联系，除了肖斯塔科维奇和普罗科菲耶夫，你还与布里顿关系密切，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与他交往的？
罗：会见布里顿是我生活中一个很有意义的时刻，但是当我第一次见到他，我简直是个白痴。冷战让我的国家脱离了世界，我只知道一部布里顿的作品——《青少年管弦乐指南》。当然这是普塞尔一部主题的一套变奏，即使这样我可以辨别出这是其中奇特音乐语言，比普塞尔更加近代化，我觉得布里顿也许是过去年代人物，现在已不在人世了。1960年的爱丁堡音乐节上，我第一次在西方演出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一大提琴协奏曲》，演出完毕，肖斯塔科维奇与一位绅士一起来到后台：“斯拉瓦，请允许我向你介绍布里顿。”我大笑起来，以为老肖在开玩笑。然而我再看他的表情，立刻意识到也许旁边这个人真的是本杰明·布里顿。
布里顿对我说我刚才的演出让他非常感动，希望能再见到我。我们约定明天在宾馆见面。第二天早上，他来之前，老肖告诉我：“我的肋骨有点痛，你昨天晚上演奏协奏曲的时候，布里顿一听到动听的地方就不停地用他的胳膊肘戳我的肋。”
布里顿来到我的房间，问我是否能接受他为我写一部奏鸣曲。他说如果我接受，他将演奏其中的钢琴部分，对于我他只有一个要求——在爱丁堡音乐节与他合演这部作品。我告诉他我对此感到非常荣幸。一年后，我俩第一次在爱丁堡一起演出了整场音乐会：德彪西的奏鸣曲、布里顿的奏鸣曲和舒伯特阿佩乔尼奏鸣曲。从那时起，我就成了布里顿的“奴隶”！
托：就在这个时候你开始与伦敦交响乐团合作，同时你的指挥生涯也兴旺起来。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指挥的？
罗：是在1961年，或者1962年，我第一次指挥——那是在小城市高尔基，我指挥了柴科夫斯基的第一组曲，普罗科菲耶夫的第5交响曲。我作为指挥最重要的发展是1968年，我在莫斯科大剧院指挥了柴科夫斯基的歌剧《叶夫根尼·奥涅金》，然后我在柏林、巴黎随大剧院再次指挥这部作品，并在巴黎录了音。我的夫人加利纳·维切涅夫斯卡娅扮演塔吉娅娜。我在大剧院的第二部作品是1972年指挥普罗科菲耶夫的《战争与和平》，肖斯塔科维奇在报纸上发表了关于这次演出的评论文章。他对于我的演出感到高兴，还把文章的草稿送给我——也许这是对于我指挥的最好的评论文章。
以后我指挥活动更频繁。我喜欢歌剧，还指挥首演了施尼特克的两部舞台作品：《与白痴一起生活》，是在阿姆斯特丹，还有GUSUALDO，在维也纳。
我一生中作为指挥最重要还是我与伦敦交响乐团的合作。我与他们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很多年以前：我在1961年第一次与他们合作大提琴协奏曲，1965年我们特殊的密切合作开始了。我们在伦敦和纽约演出了31部协奏曲。这期间我开始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我非常喜欢这个乐团，了解那里的每一位艺术家，就像一个家庭。这是一个非凡的乐队，因为每一个首席都是非常杰出的艺术家，他们帮我实现我在音乐中所想到的一切，这真是一个杰出的乐团。
托：你指挥伦敦交响乐团的演出，在1998年的肖斯塔科维奇音乐节上中有特别出色的表现，当时你指挥演出了肖斯塔科维奇的所有交响曲和其他的管弦乐作品。
罗：我非常高兴地告诉你关于肖斯塔科维奇对于乐队色彩的见解。他不喜欢乐队中只有一种声音。在对我指挥的《战争与和平》的评论文章中谈到了这一点。他对我说的一句话我永远也忘不了：“斯拉瓦，如果我真的要攻击一个音乐家我会说：噢，你不是一个真正的音乐家，只是一个中强音。”肖斯塔科维奇不喜欢没有大幅度动态变化的演出。你知道，肖斯塔科维奇是一个非常棒的配器大师，我曾问他：“当在铜管和弦乐同时有三重强音，如何让乐队保持平衡呢？”他说：“如果我在整部管弦乐中写下了三重强音，那就意味着每个演奏员必须尽量大声音地演奏！”
托：你是肖斯塔科维奇的歌剧《姆钦斯克县的麦科白夫人》的热情倡导者。斯大林1936年对于这部作品有过激烈反应，歌剧和作曲家都受到真理报的严厉批评。几十年后你录制了这部歌剧的唱片，由你的夫人加利娜·维切涅夫斯卡娅扮演女主人公，正是在这个时候，你们夫妇刚刚在精神上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罗：是的，这对于我们是灾难性的损害。我们的录音拥有非常豪华的演员阵容，盖达扮演安德列这个角色。我们在1978年3月开始在伦敦录音。这个月的15日，加利娜和我正在巴黎宾馆的房间里，我突然听到她对我尖叫：“斯拉瓦，斯拉瓦，过来看电视！”电视上正在播苏联官方的宣言——苏联议会刚刚剥夺了维切涅夫斯卡娅和罗斯特罗波维奇的国籍。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悲剧性的打击。一个星期后在伦敦录音，我们努力忍住悲伤和眼泪。
我还记得很多录音时的奇异的情景。在歌剧的最后，卡特琳娜抓住索奈卡，要与她一起跳河自杀，这是冬天的西伯利亚河。乐队的声音很轻，就像心跳，索奈卡这时必须像动物那样尖叫一声。我要求扮演索奈卡的女高音——一个非常出色的艺术家——问她是否可以像动物一样尖叫，在角色生命的随后一刻。她说：我试试吧。但是当我们真的开始录音，她的声音像小鸟一样！我对录音制作人苏威·格拉布说：“苏威，这不行，这里根本没有戏剧性。”他建议我再试试其他人。
我回到录音室，巡视着合唱队所有女演员的脸。其中有一个女演员的嘴唇很薄，鼻子长的像刀子。我想也许她也许能行。我非常礼貌地问她：“对不起，如果我让你像快死的动物那样尖叫，这会不会损坏你的嗓子？”她说她可以试一试。她说如果真的毁坏了嗓子，就让格拉布先生付给她额外的报酬。我们重新录制这一段，乐队轻轻演奏，我暗示她……。她的叫声让所有的人惊呆了。我与格拉布拥抱，我觉得这声尖叫是整个录音最惊心动魄的时刻。
托：到现在你怎样看肖斯塔科维奇，在他逝世25年后？
罗：我演奏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有时会看到他的脸，好象他与我在一起。他的表情好象他在给我信息，说：“斯拉瓦，也许你在这里太慢了。”接着，当我稍快一些，他的表情就消失了。这一切都非常真切。他死后这么多年，我懂得了他作品中的很多东西。当他活着的时候，我们不懂得他有多么伟大。
举个例子，我第一次莫斯科音乐学院的音乐厅排练他的第一大提琴协奏曲，康德拉辛担任指挥。我的夫人加利娜，还有肖斯塔科维奇一起聆听。演奏到一个地方，康德拉辛停下来，转向肖斯塔科维奇：“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有和弦的这一段对于大提琴来说是不是太长了，也许它应该短一些。”肖斯塔科维奇说：“不，不，我认为这样正好，我不认为它太长。”像这样与肖相处的日子里，每件事都很平常，他作曲，我们演奏，这是我们的正常生活。演出之后，我们一起外出，一起开着玩笑。
但是现在——前些天我也跟我的太太这样说——如果肖斯塔科维奇回来，坐在我的桌子前，说：“斯拉瓦，过来和我一起工作。”我不会向他走近一步，我只能跪下我的双膝，因为现在我懂得他是一个真正的天才。
托：你已经75岁了，近期有很多有很多关于你的庆祝活动，不仅是为你的艺术，还为了你捍卫人权的巨大勇气。当你在1970年写信给《真理报》的时候，你在冒着生命危险，这个行为已经变成很多人汲取勇气的源泉。
罗：我必须告诉你我生活中一点秘密。当我感觉有一点疲倦或者遇到一些不好事情的时候，我有一剂良药，我会读一读我当年写给《真理报》的信——即使到现在也是这样。当我读到它，我的眼睛在流泪。我非常感谢上帝在那个时候给了我写信的勇气。如果你问我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步是什么，它不在音乐中，而是在我的生活里，就在这一页信中。从那时起，我的良心变的越来越纯净了。
|
河北日报网站首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