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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彻奇/孟波编译
伊万·莫拉维克——这位文雅而难以捉摸的捷克钢琴家，刚刚在2002年嘎纳古典颁奖仪式（Cannes
Classical Awards）获得了终身成就奖，他向我们讲述了他早期的奋斗历程，他的老师以及在社会主义时期政治是如何影响他的。
莫拉维克是古典音乐世界里尘封已久的秘密之一。最初他由于疾病而远离公众，接着是由于政治原因。这位捷克钢琴家通过他那清澈纯净的风格让许多音乐权威所迷惑。他1930年出生于布拉格，音乐与其童年生活并不值得许多人所注意。直至16岁，他才开始在布拉格广播电台上开始演奏，18岁时，他赢得了音乐学校的一等奖。之后，米开兰杰里（Arturo
Benedetti Michelangeli）对他的短暂指导促使他开始了在国外的初次尝试。在伦敦威格莫尔音乐厅的首次演出为他赢得了《时代》和《每日电讯报》对他的热情赞扬。在经纪人的鼓励下，他启程去了美国，在那里他录制了一系列深受音乐评论界好评的唱片。1964年，乔治·塞尔（George
Szell）邀请莫拉维克与他的克利夫兰乐团和纽约爱乐合作，1968年是他首度与纽约爱乐合作演出。自1969年开始，这位羞怯的大师在布拉格音乐学院执教，并在意大利教授硕士课程。他演奏的曲目主要包括肖邦、德彪西和拉威尔的作品，以及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斯美塔那和雅纳切克的作品。
彻奇：请您谈谈您是如何开始钢琴演奏生涯的？
莫拉维克：我的父亲是一位律师，但同时又是一位优秀的歌唱家和钢琴演奏家；最初的时候，我在家里所受到的教育与其说是钢琴，倒不如说是关于普契尼和瓦格纳作品的熏陶。在7岁时，我被送到曾经是菲尔库什尼（Firkusny）老师的库兹（Kurz）教授那里学习，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算是个伟大的人物。后来他又把我推荐到厄娜·格鲁弗德（Erna
Grunfeld）女士那儿学习，她成为我童年时代的老师。当时我并没有练习弹奏很多曲子，直到11岁时，我每天才练习2个小时，从来没有人强迫我去练习弹钢琴——对我来说，弹钢琴只是一种很有意思的事情。直到15岁那年，我进入布拉格音乐学校才算开始对钢琴有了一种职业上的兴趣。
彻奇：您生活中那段特殊时期发生了什么事情？
莫拉维克：主要与战争有关。我出生于1930年，9岁开始的战争成为了我生活中那段时期的焦点。我的家庭并没有遭到德国人的迫害，但是格鲁弗德夫人却受到了影响。因为她有一半犹太血统，她的一些优秀学生都被关进了集中营，就连她经常暗地里送食品救济的亲戚也不能幸免。在我进音乐学校以前，她一直是我的老师。她对传统的演奏方法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她的叔叔曾经是维也纳宫廷的钢琴师——她经常鼓励我能够进一步发展。在这同时，我开始听一些唱片，虽然在40年代的布拉格那些唱片并不多见。从这些伟大的钢琴演奏家的录音作品中，特别是季雪金（Gieseking）那里，我学到了很多她没能教我的东西。20岁那年我从音乐学校毕业——但是那时我的身体已经有了问题。
彻奇：那是怎么回事?
莫拉维克：10岁那年我滑雪时曾经头着地摔倒在地面上，当时我的颈部受了伤。18岁到24岁这段时间，疼痛一直在折磨着我。那是一段对我来说非常困苦的时期，我变得十分沮丧，同时还伴随着布拉格政治局势开始变化——1948年这个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病魔开始延至我的双手——这是一些非常重要的相关事件。但是我从未想到过要离开音乐领域——我只是认为我将会在余生作为一名教师，而不是演奏者。
彻奇：然后又发生了什么事？
莫拉维克：首先是我的双臂的神经开始发炎，一直延伸到我的上脊椎骨。那时候医生的医术并不像今天这样高明，于是我失去了最佳的治疗时期。但是我仍然在弹奏钢琴，虽然都是一些非常简单的曲目。并且我也听了众多的唱片和音乐会，因此从精神上和审美上说，我仍然在工作。
彻奇：但是您最终身体痊愈了！
莫拉维克：我遇到了一位具有创作奇迹能力的医生，他所受到的医学教育不是来自传统医学——他具有超人的洞察力，能够了解其他医生不能想象的事物。他说我的双手的问题在于双手的毛细血管，因而建议我用热水和运动治疗。逐渐地，我的双手恢复了正常，并且这些改变了我弹奏钢琴的风格，不再是象莱谢蒂茨基（Leschetizky）那样高高抬起手指的演奏方法，那种方式我发现并没有什么意义。我更觉得弹奏时手指仅仅是作为媒介物——只是用手指高高举起敲击琴键，而不是利用手臂的力量时，我想如果他们改变这种演奏方法，演奏的效果可能会更好。
彻奇：能否谈谈共产党统治的年代对您工作上带来了多大的冲击？
莫拉维克：非常多。当1968年苏联入侵时，我和我的妻子离开祖国前往英国，在那里呆了8个月，后来芝加哥的罗斯福大学邀请我去那里教学，但是当时我的父亲身体不好，加上对杜布切克（Dubcek）政权的反感似乎可以忍受，因此我们又回到了布拉格。而从那时开始——我并不是想夸大其词，我们的生活变得充满了重重障碍，仅仅因为我们不是他们的同类份子。在学院里任教的教职员工中仅有我们两人不是共产党员。他们试图劝说我们加入他们的党派，而我只是回答“对不起，不行”。而如果你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你在这个国家相当于是一个二等公民。并且，我的学生也因此受到了影响。那时学生很少有机会能够巡演或者在音乐会上进行演出——国家音乐会机构通常由那些根本不懂文化的政客操纵——但是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个给学生的机会时，我也总是最后一个才知道消息的人。
彻奇：您曾经有一段时间受到米开兰杰里的指点，那是怎样的情况呢？
莫拉维克：当你与他单独在一起时，他给你的感觉非常好，但是一旦有一位女士在旁边，他就完全变了——变成一个演员。他的人格中有些令人奇怪的弱点，但是不管怎样，他的音乐对我来说是一种启示——完美的演奏技巧，灿烂美妙的音色，一种我曾经在吉列尔斯（Gilels）那儿才能听到的音乐。当我第一次听到他的演奏时，我给他写了封信，询问他是否能听听我弹奏的钢琴。当我弹奏肖邦的F小调叙事曲时，他就站在我的身后，这使我非常紧张。当我演奏完后，他只说了一句——棒极了。然后，他在一张纸上写道：“我已经听过了年轻的钢琴演奏家伊万·莫拉维克的演奏，我非常欣赏他的才华，同时我邀请他参加我夏季在意大利阿雷佐（Arezzo）的演出。”这张纸开辟了我音乐生涯的新天地。但是我仍旧通过他的唱片，通过他演奏克莱门蒂（Clementi）和加鲁尼（Galuppi）作品时的手法，以及他的幽默在了解他，学习他的演奏技巧。他也许是一个很感伤的人，但是在演奏时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幽默大师。由于患有肺结核，他不得不多次取消了音乐会的演出——但只要有可能，他总是展现最好的一面。他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他的耳朵能比得上12只麦克风！
彻奇：听说您也时常取消演出，是这样吗？
莫拉维克：这种情况一般是与钢琴有关，但不经常出现：当钢琴出现问题而身边又没有调音师时，我一般尽量自己动手去解决问题。我从调音师那儿学到了不少关于修理钢琴的知识，尤其在校音方面。如果一个键音色较暗，你可以用砂纸将琴锤打磨光滑，从而提高该键的音量。我的一些同事并不在乎音色的均衡性，但是我却很在意。
彻奇：你曾经因为对古典保留曲目的过于保守的诠释而受到批评。
莫拉维克：我非常注重想象力的延续。当我完成一次录音时，我都能发现应该如何才能使演奏的效果更加完美——这些使得我不断努力。我最好的朋友就是我的那些唱片的听众，他们经常将唱片进行比较用来看看我对作品的诠释是否在进步。事实上，我很少在音乐会上演出，甚至从没在俄罗斯演出过。其原因在于我认为有许多优秀的人物被俄共杀害了，他们也扼杀了许多优秀的作品。人们有时候前来问我，“莫拉维克先生，你当时藏在哪里？”而这对我来说很难回答。在俄罗斯状况也是一样的，甚至更为悲哀。这个国家有很多的天才，但都不能在光明中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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