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朗新动向

当初次登上威格莫尔音乐厅舞台的时候，这个仍有一点紧张的年轻音乐家表现出一种孜孜以求的学生所具有的谦虚和招人喜爱的少年特有的友善风度。

通过黑白电视录像画面我们可以看到郎朗正坐在一架豪华的钢琴前面。这位中国钢琴家正在演奏肖邦的第二钢琴协奏曲，从他的脸上显示出了罕见的对音乐的执着与着迷。虽然乐队的伴奏听起来很一般，但是郎朗的演奏却极富有表现力和想象力，人们可以通过音符的变换感觉到音乐中的起伏。从中听众甚至可以了解郎朗如何是仅用7年时间成为钢琴界最激动人心的新星的。

从1995年参加在日本举行的第二届柴科夫斯基国际青年钢琴大赛到伦敦威格莫尔音乐厅的演出（2001年11月27日）以及在欧洲举行的一系列曲目的专场演出，郎朗所经历的辛酸、被人藐视比当年肖邦受到的冷遇还要多。但是他最终在音乐界站稳了脚跟。

到国外以来，郎朗和他并不富有的父母没有许多经济上的支持（他的母亲原先是国内的电话接线员，而他的父亲则只是一名普通的民间音乐工作者）。他们在国外艰苦生活了很多年。为了能节省开支同时又能参加各种音乐会，郎朗经常乘城市公交车往来于各种豪华盛大的会场。至今郎朗与他的父母仍能记得那种最困苦时期生活的感觉：对未来充满希望同时又感觉到现实生活的残酷和痛苦。但是他们都对生活和音乐充满了激情，相互拥抱和亲吻是他们之间表达感激和喜悦的最为经常的方式。

2002年郎朗将从费城科蒂斯音乐学院毕业，但是他仍准备继续师从于他的导师格拉夫曼(Gary Graffman)，据说还有费城交响乐团的指挥埃森巴赫(Christoph Eschenbach)。最近，郎朗刚在费城买了一处住所，以结束他和家人多年只有一间卧室的公寓生活。郎朗对留在费城继续深造的想法坚定不移。

许多与郎朗差不多的年轻音乐家成名后都倾向于离开指导老师而独立，郎朗却不这么认为。“离开老师的指导是不明智的，”郎朗说，“如果没有指导，你的演奏将会越来越偏离正轨而显得怪异。尽管在音乐上我也有自己的理解，但是那并不能使我成为一个伟大的音乐家。我想做得更好，而不是越来越怪诞。”

在还只有十几岁的时候，这位钢琴天才就已经在中国内地成名了，17岁的时候就有一名记者曾经为他撰写了一部传记。来美国之前郎朗已经会演奏许多曲目，其中包括37首协奏曲。但那时郎朗所接受的大部分教育主要是对作品的理解，而在作品创作方面则显得不足。毕竟，他是在那种豪华钢琴非常少见，大部分人只有立式钢琴的环境里长大的。“格拉夫曼先生曾经教导我，应该将对作品的理解以及自己的思想通过钢琴传输给听众。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不会传输思想，你将永远不会弹奏出让听众感觉最美妙的音乐。”

在有些时候，仅有思想和能够将思想传输给听众的能力仍然是不够的，一些意外事情的发生往往能破坏酝酿已久的演奏效果。郎朗就碰到过许多次这种情况。2001年，他随费城交响乐团来中国演出，大量的新闻采访使他感到疲惫不堪，以至于演出并没有达到最佳效果；另一次在台北演出时，他最重要的伙伴——钢琴却因意外而没有运到演奏现场。还有一次他为BBC公司现场录制拉赫玛尼诺夫的《第3钢琴协奏曲》制作CD，作品的演奏技巧要求非常高，而在此之前他只在芬兰一场音乐会上演奏过一次。因此当时这对郎朗来说确实是一场挑战。

“在伦敦的阿尔波特音乐厅，我想了许多。当时的泰拉克公司（Telarc）为这次灌录CD做了许多努力：首先要与BBC公司进行预约，其费用非常高，而且预约成功的几率也非常的小。我们直到最后才得到这个机会，对于我而言意味着只有这一次机会给我演奏。我很幸运因为我得到了这种机会，而且还能够与许多伟大的音乐家同台演奏，这使我受益匪浅。”问道最后结果如何？郎朗说：“我尽了我最大努力。”

郎朗过去常说，经过卡内基音乐厅的首次演出之后，许多事情都变得相对容易了。而今他常常说“容易些”，并且有意在最后一个音节上加重语调。

与其它年轻的音乐家不同的是，郎朗在钢琴弹奏时整个身体的运动非常和谐，人们观看他的演出时即可以体会到这一点，并很容易想到另一个杰出的钢琴家——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

    郎朗在演奏时并不刻意追求那种所弹奏的曲子与身体运动的和谐。与伯恩斯坦一样，他感觉到并且做到了如何调节自己的身体位置使之与所弹奏的曲子之间达到和谐。而与伯恩斯坦不同的是，郎朗并不认为达到这种和谐非常难以及需要很长时间。

对郎朗而言，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他演奏的时候需要有听众在一旁欣赏、聆听。当他在泰拉克录音室里为整个唱片做完录音时，他只愿意发表他演奏的肖邦《第三钢琴奏鸣曲》，因为他感觉其它大部分作品在演奏时因为没有听众而缺乏创造性，因而没有被发表。当他录制斯克里亚宾（Scriabin） 的一些练习曲用以填补那张拉赫玛尼诺夫的协奏曲唱片时，人们特意为他在现场安排了听众以达到他所需要的演奏效果。

郎朗待人非常随和、大度，有人甚至认为如果他不从事音乐事业，他也有可能去竞选市长。他经常带许多新朋友回家品尝他的妈妈做的饭菜。另外，他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得非常宽容大度，既使别人引用他的名字时发生错误也不例外。新闻界在引用他的名字时常常搞错。纽约《时代》周刊经常称他为“朗先生”。而他对此的反应仅仅是报之友好的微笑，只是说：“没事。只要他们没有另给我起个不相关的名字就行了，比如彭先生。”

在钢琴家中，又有几个能做到这一点呢？

（大卫•••••帕尔奇•斯特恩/孟波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