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格尔贝格传记（2）

福瑞兹·芝华特著  

第二部分 民族英雄

在门格尔贝格担任音乐厅管弦乐团指挥的那些年里，他的名望如此之大以致于占据了民族英雄的地位。几乎可以与现在的电影明星和体育偶像相比。慢慢地他进入了“知名荷兰人”的行列中。门格尔贝格是个新闻人物，他在国外所获得的成功通常会在国家媒体大肆宣传。甚至连他生病或遭受了一些小意外，过生日或是其他的纪念日，他的名字都会出现在报纸上。人们利用许多机会来为他庆祝，送给他无数的荣誉和礼物：花环、封面上写有漂亮文字的精美相册，甚至是一部车。他最辉煌的时候当然是在１９２０年马勒音乐节上，人们授予了他压倒一切的荣誉。但即便是这样，在今后的日子里仍还有许多令人昡目的庆典接蹱而来。

    门格尔贝格被淹没在各种荣誉和奖章中。在荷兰他所获得的勋章有：１８９８年荷兰女王骑士勋章，１９０２年荷兰女王军官勋章，１９０７年荷兰雄狮骑士勋章，１９０７年荷兰女王学院奖艺术与科学银质奖章，１９１３年荷兰女王学院奖艺术与科学金质奖章，１９２０年荷兰女王学院奖指挥官奖章，１９３４年荷兰女王学院奖军官最高奖章。

自从１９３４年被乌得勒支国立大学授予特派音乐学教授的称号后，门格尔贝格便可以教授头衔自居了。而在此之前的几年，门格尔贝格就已经被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授予了荣誉博士头衔。同期他在比利时、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丹麦获得了皇家和政府的各种荣誉。音乐学院以及各式各样的音乐协会都授予他荣誉会员或荣誉职位。当时知名的艺术家，如皮埃尔·潘德，简·图洛普，简·斯洛伊特斯以及克斯·冯·唐吉纷纷为门格尔贝格画像。

门格尔贝格因其音乐天赋而享誉盛名，而这种天赋又体现在他的演奏中。他演奏的许多曲目都被录音以留传后世。本真演奏的巴赫《马太受难曲》是他成名的里程碑之一。遗憾的是没有比１９３９年版本更早的录音。门格尔贝格留下的大量唱片中还有其他一些令人沮丧的空白。马勒的音乐在录音中没有被全部记录下来，而且特别让人感到难过的是竟没有《大地之歌》的录音，这部乐曲在门格尔贝格的手中取得了异常完美的效果。在很多演出季中都是由杜瑞格和乌尔拉斯在其中担任独唱。正是与维也纳爱乐乐团合作演出了两场《大地之歌》才使得门格尔贝格在维也纳的名声大振。１９１７年１２月３０日他举办的第一场音乐会取得了非凡的成功。为此阿尔玛·马勒赠送给他一份慷慨的礼物——两套《大地之歌》中《送别》乐章的手稿，一张是初稿，另一张是全谱，并随同附上如下赞美之词：

　　“赠给古斯塔夫·马勒的朋友－威廉·门格尔贝格

　　　　　　为其作品所做的最精彩的诠释　

　　　　　　　　　　　　　　　　阿尔玛·玛利亚

　　　　　　　　　　　　　　　　１９１７年１２月３０日”

１９１８年元旦在与维也纳爱乐乐团合作举办的第二场音乐会上，门格尔贝格指挥演奏了马勒的《第四交响曲》以及斯特劳斯的《英雄的生涯》。３０年代末在他成为教授之前，阿姆斯特丹的一位音乐学者伯纳特·肯帕斯请求荷兰政府拨款资助门格尔贝格演录《大地之歌》。不幸的是这项提议从未实现。

１９４０年－１９４５年

门格尔贝格音乐生涯里争议最大、议论最多的时候是在１９４０年至１９４５年。德国１９４０年入侵荷兰后不久刊登的一些文章使门格尔贝格所享有的无与伦比的声望在荷兰大部分地区丧失殆尽。特别是《电传报》１９４０年７月１０日刊登了一篇对门格尔贝格不利的文章。这篇文章翻译了德国国家社会党报纸《观察者》７月５日的那篇采访报道。荷兰媒体对此反映愤怒。不过谁看了马拉蒂斯·哈特曼１９４０年在柏林拍的那组照片都有理由背弃门格尔贝格。有些照片登在了一本德国杂志上。有一张照片是门格尔贝格和他的妻子双双含笑望着一张他与柏林爱乐乐团１９４０年７月５日举行音乐会的海报。在另外的一些照片上，门格尔贝格正在柏林街头游玩。从柏林回来后，门格尔贝格接受了《电传报》1940年8月2日的采访。这使他受损的名誉雪上加霜。他最后的几句话是这样说的：“我将在荷兰呆上一段日子，探讨一下荷兰的音乐生活，并希望能为改善它做一些有益的工作。”他还说了其他的一些话，这些话在当时以及现在都给人不舒服的感觉。

门格尔贝格在某些特殊场合与德国元首特派员西斯·因夸特或是纳粹头目伍登伯格所拍的照片对他的名誉也没有丝毫帮助。不论这真实与否，但给人的印象就是门格尔贝格正与他的同伴愉快地交谈着。从他在战时所指挥演奏的节目单可以看出，门格尔贝格不仅在荷兰继续指挥音乐会的演出，而且还在德国占领下的其他一些国家以及德国本土担任客座指挥进行着演出。一些出名的独唱演员，钢琴家，大提琴演奏家和小提琴演奏家经常与他同台献艺，如独唱演员亨里奇·萨拉（Henritte Sala）；钢琴家布兰克·穆苏林（Branka Musulin），迪奴·里帕提（Dinu Lipatti），索利马·斯特拉文斯基（Soulima Stravinsky）——伊格尔·斯特拉文斯基之子；大提琴演奏家保罗·托特利尔（Paul Tortelier）以及小提琴演奏家威利·施耐德罕（Schneiderhan）。门格尔贝格在德国和别的国家举办音乐会的理由跟他以前曾公开表述过的一样，正如太阳普照大地一样，音乐也属于全世界人民。然而的他演出曲目愈来愈少。1940年7月5日为纪念柴可夫斯基诞辰100周年门格尔贝格举办了一场“特殊的音乐会”。那时他还能为德国的德律风根唱片公司录制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但在1944年2月，为了演奏柴可夫斯基的几首作品，他还得经获最高当权者——元首特派员的批准。因为毕竟柴可夫斯基是一个“敌国”的作曲家。

为了解释并低调处理他在二战时的所作所为，门格尔贝格经常被描述成一个极其天真的人。但必须痛苦地承认他的这种天真的确是糟透了。这种天真使他忽视了政治的重要性而一味地继续他作为音乐家的工作。这使得德国人可以利用他为其做宣传。也许也正是基于同样的天真使得门格尔贝格在１９４０年秋季把马勒的音乐列入了他的演奏曲目。他的朋友古斯塔夫·马勒是个犹太人，其音乐被禁演。听到门格尔贝格不加思索地提到要演奏马勒的音乐，那位元首特派员气坏了。但作为特例，只允许上演他的一首曲子，观众们才再一次听到了马勒的《第一号交响曲》。这种天真还促使他为了许多人的利益，犹太人以及其他一些人，向在荷兰的德国当局进行交涉。这些人中包括小提琴演奏家卡尔·弗莱茨，长笛演奏家赫伯特·巴赫拉夫斯，E.L.兰奎尔教授，钢琴演奏家萨拉·伯斯曼斯－班尼迪克斯和另外的许多人。不论谁来求助门格尔贝格，都能得到他的帮助。但这些要求帮助的恳求似乎并没有使他猛醒。

特别自相矛盾的一点是，一方面他竭力地说服音乐家们、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公众们要认识到马勒音乐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后来又屈从于暴君的偏见。不知何种原因，门格尔贝格未能看到太阳并不能照耀到每一个人，甚至音乐家、作曲家以及他们的作品都被强行推入了一个毫不尊重自由的地域。

毫无疑问，音乐荣誉理事会和中央艺术荣誉理事会在１９４５年和１９４７年的裁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对门格尔贝格的感情。因其在被占领期的态度，理事会１９４５年判定，永远禁止他在荷兰指挥。由他的律师波坦汉姆(门格尔贝格前任秘书S·波坦汉姆的儿子) 在１９４５年进行的辨护及１９４７年的上诉都要求能够对其做出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判决。人们对门格尔贝格能否获得到瑞士以外的国家，如荷兰，旅游所需的必要文件表示关注。他被病魔困扰，身体虚弱。１９４７年３月１９日皇家下令收回皇家奖章－荷兰皇家学院奖艺术与科学金质荣誉奖章，这给了在瑞士家中的门格尔贝格沉重的打击，特别是在当时他的判决有希望会被全部撤回，或至少改判。中央荣誉理事会的决定又雪上加霜。１９４７年５月向中央荣誉理事会提起的上诉于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２０日结束，对门格尔贝格的终身封杀被减至６年，即到１９５１年。直至１９５１年去世，门格尔贝格一直呆在他瑞士的别墅里。显然，他的朋友们无法向他解释清楚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以及所有这些极端决定的原因。他自己的话表达了他受误解的感觉：“我从来没做过对不起祖国的事情，我从来，而且将继续做她忠实的臣民。……在荷兰工作的这五十年，包括战时，我的所作所为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为了我的祖国，阿姆斯特丹以及音乐厅管弦乐团的利益。我原想人们能充分理解这一切，……但令我震惊的是恰恰相反，人们对我的误解是那么的深。”他这种令人吃惊的天真在１９４６年写给埃莉·比斯特拉斯·海姆斯科克的信中也非常明显：“如果我做了什么，我自己理解，但我却什么也没做。”

       ……据２００１年９月５日新闻报道，阿姆斯特丹音乐厅管弦乐团的首席指挥里卡尔多·夏伊向前任威廉·门格尔贝格的墓地敬献了鲜花。他的音乐艺术现在愈发受人瞩目。若衡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