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格尔贝格传记（1）

福瑞兹·芝华特著

背景及教育

       门格尔贝格的父母弗莱德里克·威廉·门格尔贝格和海伦娜·斯拉登豪兹都是德国人，他们以其1869年在乌得勒支(Utrecht)所成立的专门服务于教堂的工作室而闻名。他们去荷兰的直接原因在于，继1868年为乌得勒支的罗马天主教堂的主教做了宝座之后，老门格尔贝格获得了为其做器具的委托。他为荷兰无数个教堂打制过器具。座落于贾斯帕斯的圣·尼古拉斯教堂的全套器具就是由阿尔弗雷德·泰普设计，门格尔贝格工作室制作的。他还为包括乌得勒支，斯卡科维科，伊吉塞尔斯汀，拉尔特，阿布库德，阿恩汉姆，科坦霍夫，霍坦，米吉德拉奇，沃库姆及阿姆斯特丹在内的许多城市的其他罗马天主教堂做过器具。兹活勒，阿姆斯特丹，西尔沃萨姆，哈林根，阿布库德及阿帕尔多等地的祭坛器具也出自其工作室。在德国，门格尔贝格工作室的制品还进军到波恩， 法兰克福，科隆，慕尼－哥莱德贝克，帕德博恩以及其他的一些地方。在科隆的大教堂里，他制作了耶稣受难像，北门的青铜大门，和许多其他艺术作品，其中大多数为教堂器具。门格尔贝格定单增多的原因在于，冯·海克勒姆牧师欣赏他的作品和艺术观点。作为乌得勒支主教教堂艺术的非官方顾问，冯·海克勒姆很自然地使门格尔贝格制作的器具得到了主教的垂青。

     1871年3月28日，威廉·（实际上是约瑟夫·威廉）门格尔贝格降生在乌得勒支。他的父母于1866年2月14日结婚，在1867年－1890年间共生了16个孩子，其中8个儿子，8个女儿，有些孩子很早就夭折了，威廉是第4个孩子。正如他的兄弟姐妹一样，他也子承父业，在父亲的工作室里实习。但是威廉的音乐天赋逐渐显露出来，并占据了上风。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父母认识到应该给他进行专业的音乐训练。在父母双方的家族中可以查寻到类似的艺术天赋。门格尔贝格一生的事业基础始于科隆的音乐学院。他是一个才华横溢，勤奋好学的学生。他师从艾斯多尔·西斯（1840-1905）主修钢琴，西斯曾是克拉拉·舒曼的父亲弗瑞德里奇的学生。他的作曲老师和指挥老师是弗朗茨·乌尔内博士（1832-1902）。此外，门格尔贝格还和古斯塔夫·吉森学习音乐理论与作曲。他以出色的成绩修完了钢琴课、作曲课及指挥课。西斯和乌尔内推荐他主攻钢琴。后来，门格尔贝格说：“我非常感激科隆音乐学院和我的老师。如果我成为了一名好的音乐家，那这要归功我的老师弗朗茨·乌尔内和艾斯多尔·西斯，他们都是非同一般，具有杰出品质的人。”

    自1892年起，门格尔贝格一直在卢塞恩工作，在那里他逐步崭露头角。他指挥一个唱诗班和一个管弦乐队，指导一所音乐学院，教授钢琴课并且与他的乐队一同举办音乐会。他甚至挤出时间来作曲。总而言之，他在卢塞恩的这段时间非常繁忙，获得了指挥合唱团和管弦乐队的宝贵经验。与在阿姆斯特丹将要从事的工作相比，他在管弦乐队领域的活动仅仅只是小巫见大巫。平均而论，在卢塞恩他一个月指挥一场管弦音乐会，但是这对他未来发展的影响却是极其深远的，加之他本身又非常好学。“那时在卢塞恩，作为一名年青的唱诗班指挥，我很快意识到我不会示范演奏不同的乐器，并立即认定这是不能接受的缺点。然后我就向所有的音乐家学习，以掌握它们。”

受聘阿姆斯特丹

1895年，门格尔贝格很荣幸地被聘为阿姆斯特丹音乐厅管弦乐团指挥。该乐团创建于1888年，在威廉·凯斯（Willem Kes）担任指挥期间，乐团已享誉在外，但凯斯在苏格兰找到了更好的位置。24岁的门格尔贝格站在了阿姆斯特丹音乐厅管弦乐团的面前。在阿姆斯特丹的最初几年他过得并不容易。人们抱怨他对乐谱所作的改动，乐团成员有时也不友好，而且他的身体状况也不尽如人意。然而，门格尔贝格的声望却在稳步地上升。1897年荷兰媒体的一名评论家称门格尔贝格是“上帝派来的艺术家”。他的声望为音乐会招来了听众，并且他成功地提高了乐团的水平。渐渐地他的音乐天赋在荷兰得到承认，他的地位也迅速得以提高。他还成为海牙迪利珍提亚音乐会、阿姆斯特丹圣·塞西莉亚协会及爱乐合唱团的指挥。特别是在阿姆斯特丹的最初几年里，他一直征求老师弗朗茨·乌尔内的意见。乌尔内与贝多芬的朋友兼秘书安东·斯科德勒交从过密，而且与之一同学习过，故他是贝多芬音乐颇具影响力的诠释家。除此以外，他对舒曼和勃拉姆斯也极其了解。这就难怪乌尔内的音乐理论成为了门格尔贝格及其他同学们的标准。门格尔贝格还向他从前的老师求教如何理解巴赫。

乌尔内能够在贝多芬的《弥撒曲》速度的变化处理等方面给予他一些建议，并为巴赫康塔塔中的器乐编曲及《马太受难曲》中的独唱提供一些很实用的解决方案。在与阿姆斯特丹音乐厅管弦乐团一起工作了几年后，门格尔贝格开始成名，人们逐渐聘请他到别处担任客座指挥的。1903年音乐厅管弦乐团到伦敦参加施特劳斯音乐节时，《周日旁观者》称如果门格尔贝格能够多指挥一些，理查·施特劳斯少指挥些就好了。1905年11月门格尔贝格接到纽约爱乐协会管弦乐队请求他担任指挥的重要邀请。他演出结束后，《音乐信使报》称他对《英雄的生涯》的诠释是当时纽约最杰出的，包括作曲家本人在内。从那时起世界向门格尔贝格伸开了双臂。1907年他第一次在巴黎指挥，同年担任法兰克福博物馆乐团指挥，一年后担纲与阿姆斯特丹爱乐合唱团地位相当的一个合唱团。1908年他在罗马指挥，从1909年起以后的几年当中，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1910年在意大利的许多城市，1911年在伦敦。但因为他在阿姆斯特丹和法兰克福的合约，他不得不回绝许多邀请。

很多场合门格尔贝格被邀请担当其他乐团的指挥或客座指挥。1910年纽约爱乐协会管弦乐队试图聘请他担任常任指挥，那时马勒在该乐团还占有一席之地。大体上，门格尔贝格对此类职位的薪水要求很高，当时其他受人欢迎的指挥家的报酬也为他马首是瞻，如亚瑟·尼基什（Arthur Nikisch）和乌拉迪米尔·萨夫诺夫(Vladimir Safonoff)。在1921年至1930年期间，门格尔贝格在纽约工作了大概有半个音乐季的时间。他把前纽约爱乐乐队与纽约交响乐团的合并体训练成为了一支完美的乐团。1928年他与这支乐团对里查·斯特劳斯《英雄的生涯》所作的气势恢宏，激动人心的演译录音就是明证。自1927年往后，托斯卡尼尼也担当了该乐团的指挥。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随着托斯卡尼尼的到来，门格尔贝格的演出曲目愈加富有冒险性。早在托斯卡尼尼到来之前，门格尔贝格就已经广泛地涉足美国作曲家的作品，比托斯卡尼尼要多得多。

在纽约，门格尔贝格首演了库尔特·艾特伯格（Kurt Atterberg），尼克莱·布拉斯沃斯基（Nicolai Beresovski），西蒙·布恰若夫（Simon Bucharoff），阿尔福兰德·塞萨勒（Alfredo Casella），加斯帕·　凯萨多（Gaspar Cassadó），德拉尔斯·米尔赫德（Darius Milhaud），奥托里诺·莱斯庇基（Ottorino Respighi），欧内斯特·斯凯林（Ernest Schelling），伯纳德·瓦格纳（Bernard Wagenaar）以及爱默生·威索恩（Emerson Withorne）的音乐作品。除了演奏一些久经考验，历久不衰的交响乐曲目之外，他还呈现给观众许多在纽约或美国首次上演的音乐作品。厄恩斯特·布洛克（Ernst Bloch），詹姆斯·杜恩（James Dunn），曼纽尔·法拉（ Manuel de Falla），皮埃尔·费罗德（Pierre Ferroud），保罗·盖里科（Paolo Gallico），塞缪尔·加德纳（Samuel Gardner），海恩里奇·盖伯哈德（Heinrich Gebhard），罗宾·哥德马克（Rubin Goldmark），亨利·哈德利（Henry Hadley），霍华德·汉森（Howard Hanson），海恩里奇·卡明斯基（Heinrich Kaminsky），里卡多·皮克－曼吉利（Riccardo Pick-Mangialli），约翰·鲍威尔（John Powell），亨利·拉保德（Henri Rabaud），拉查尔·萨明斯基(Lazare Saminsky),卡罗尔·西蒙诺夫斯基（Karol Szymanowsky），卓梅恩·泰勒菲尔（ Germaine Tailleferre），亚历山大·坦斯曼（Alexandre Tansman），迪姆斯·泰勒（Deems Taylor），乔治·坦帕利坦－斯卓恩（George Templeton-Strong）以及赫尔曼·汉斯·韦茨勒（Hermann Hans Wetzler），这些作曲家的名字表明门格尔贝格定期地更新其演出曲目。当然，他在阿姆斯特丹也演奏着许多此类作品。

作为门格尔贝格的支持者和托斯卡尼尼的支持者之间不可避免的敌对的结果，门格尔贝格在与纽约爱乐交响乐团于1930年最后演出之后离开了纽约。纽约爱乐协会管弦乐队所提议的欧洲巡回音乐会在那一年也实现了，门格尔贝格为其花费了许多的时间和心血，但托斯卡尼尼却劫取了成功的王冠，因为是他指挥了全部的音乐会。

友人

毋庸细言，在这么多年里，门格尔贝格和与他一同共事的许多音乐家、作曲家建立了友谊。古斯塔夫·马勒，理查·斯特劳斯，阿尔芬斯·德班布鲁克（Alphons Diepenbrock），欧内斯特·斯凯林（Ernest Schelling）和亚历山大·希洛提（Alexander Siloti）仅仅只是这些朋友中的几个。当然很多来自阿姆斯特丹上层社会的人都愿意被称作是门格尔贝格的朋友。自然这些人多为音乐爱好者，而且是他的崇拜者。

从马勒和门格尔贝格的通信中可以看出，他们在职业上相识后不久就建立了友谊。马勒对他荷兰同事的命运非常关心，不管是门格尔贝格在美国的成功，还是发生在1903年－1904年间著名的管弦乐团冲突的最终结果。在马勒的信中，我们常常可以感受到他的关心。他非常清楚作为一名乐团的指挥，要日复一日地与70、80个音乐家在一起和睦相处该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了解了这种同志般的友谊后，在读到马勒乐于接收大提琴演奏家－艾萨克·穆索尔进入他的维也纳乐队时，我们不禁为会心一笑。在冲突的的巅峰，门格尔贝格要求把穆索尔赶出音乐厅管弦乐队。而马勒则深信他可以控制住穆索尔。除此之外，门格尔贝格与理查·斯特劳斯也保持着友谊。门格尔贝格鼓励理查德·斯特劳斯收集玻璃制品，两人对古玩和艺术品有着共同的爱好。

随着时间的推移，门格尔贝格与阿尔芬斯·德班布鲁克建立了一种基于共同的音乐兴趣之上的友谊。他经常演奏德班布鲁克的音乐。尽管德班布鲁克最初与门格尔贝格的个性并不相容，但慢慢地他们之间建立了友谊。为了庆祝1913年1月5日门格尔贝格与妻子蒂莉的铜婚，德班布鲁克作曲，J·贝克尔填词，共同谱写了一首婚庆歌曲《在寒冷艰苦的北方》送给他们。

1897年11月当钢琴演奏家亚历山大·希洛提——李斯特的一名学生——在荷兰首次登台时，由门格尔贝格担任指挥。从1909年起，当门格尔贝格在俄罗斯连续几个演出季中受聘担任客座指挥时，他与希洛提联袂演出，并住在他家。在此次合作之前及之后的日子里，希洛提和门格尔贝格经常通信。欧内斯特·斯凯林也是一名天才钢琴家。他师从帕德洛夫斯基（Paderevski）并经常受到门格尔贝格的演出邀请。他们之间也建立起了友谊。与门格尔贝格一样，斯凯林在瑞士也有一个乡村别墅，并且喜欢在那宴请朋友，门格尔贝格就常常是座上宾。门格尔贝格经常在阿姆斯特丹和纽约指挥演奏斯凯林的音乐。

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在他任音乐厅指挥期间，一些在职的音乐厅董事会成员可以算为他最信任的朋友之一。门格尔贝格１８９５－１９２０年记多次提及了他们之间的友谊。许多人清楚门格尔贝格不是一个自来熟的人，在众多的荷兰朋友中，这里所提到的几位对他来讲都非常重要，而且他们之间的友谊经年不息。查尔斯·波塞文是音乐厅董事会的成员，也是门格尔贝格刚来阿姆斯特丹时最早的朋友之一。在《马太受难曲》的演出结束后，复活节前安静的一周里，门格尔贝格与查尔斯和他的家人一起，到莱茵河山谷远足。有时他们俩一同到卡尔斯巴德做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