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陨有二（上）

1961年，加拿大钢琴家古尔德取消了原定和费城管弦乐团的演出，据称患了畏惧性精神病——用他的话来说是“迫近恐怖的东西”一想到要在费城演出就怕。有一个德克萨斯来的演奏新秀取代了他，名叫克莱本，三年前在莫斯科赢得柴可夫斯基钢琴大赛后名声鹊起。奥曼迪后来写信给古尔德：

“我每次和克莱本说话时，出于某种心理原因，都叫他Glenn，也许你听了会咯咯笑。我第三次这么叫他时，他说他一点也不介意，因为他爱古尔德，并视如此称呼他为荣耀。”

这个让任何人民，尤其是音乐界人士，都会弄混了这两位钢琴家的主意真是滑稽古怪。克莱本自然清新的风格令听众情不自禁地神魂皈依，他喜爱柴可夫斯基和拉赫马尼诺夫那样的浪漫主义作品，在他指间温暖而富于延展性。专攻巴赫的 古尔德恰恰相反，憎恶公开演出——费城音乐会之取消并非孤立事件,他因清脆锋利的触键和铿锵鲜明的节奏而饮誉。

而细观之下，两位战后最负盛名的演奏大师在生活上多有相似。二人皆属早慧；都曾在指挥台上试剑；显露过作曲的才智，但都未能在此施展抱负。最重要的，二人不约而同地深苦于精神问题，这令他们难以在公众面前施显才华。古尔德在他如日中天的1964年退出音乐会场演出，只在录音工作室里演奏，直至十八年后逝世；克莱本在1978年退出演艺界，虽然1989年时他有回到舞台，但不录音，也不在音乐会上定期演奏了。

1934年出生的克莱本三岁开始练琴。直到1951年从德克萨斯州搬到纽约以求学朱利亚学院，母亲一直是他唯一的老师，她曾随Franz Liszt的弟子Authur Friedheim学习钢琴。所以孩提时，克莱本就沉浸在19世纪末的钢琴家风度及音乐趣旨中，并且在日后成熟的演奏中也反映出这些早年的影响。

在朱利亚学院期间，克莱本向Rosina Lhévinne学习。这位大名鼎鼎的老师是俄国大家Josef Lhévinne的夫人，他的少数录音被嗜好浪漫派钢琴的饕餮们奉为珍品。在她的指导之下，克莱本成就了他卓然的风格，将无与伦比的俄罗斯浪漫主义的感染力与美国的简约融合，显微无间。他音色丰富而洪亮，音长的增减自由遂心而有法度。

1954年，克莱本由一个评审团授予影响力巨大的Leventritt奖，评审团包括钢琴家Rudolf Serkin和Eugene Istomin，指挥家Leonard Bernstein和George Szell，还有小提琴家Alexander Schneider。“他非同寻常，”向来严苛的Szell对他的一位同事评论克莱本的演奏，“除他以外，没有一个深思的人，即便同样有伤感的表情，能发出如此绝响。杰出的技巧与设想。”这番话是对他评价的中肯总结。一浪高过一浪的好评使克莱本耀眼起来。

得Leventritt奖使克莱本成为重要的独奏家；1958年他在柴可夫斯基音乐大赛取胜时，在美国音乐界的地位已是不可撼动。而将他引领给更广大观众的是后者，并为他接下来的音乐生涯定下了基调。那届柴可夫斯基大赛举办时正值冷战颠峰，它第一次给了美国音乐家在苏联演出的机会。苏联听众对美国毫无概念，然而克莱本咽呜般的浪漫作品令他们大为震撼。虽然苏联官员们力图把奖项颁给一个俄国选手，但钢琴家Sviatoslav Richter坚持要把它给克莱本，当时的领导人赫鲁晓夫个人也首肯了。

古典音乐界史无前例的事发生了：二十三岁的克莱本一夜之间暴得国际盛誉。《纽约时报》在大赛进行时就刊出了一系列头版新闻，其顶点是长达四个专栏的克莱本凯旋的消息。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我们的大钢琴家上了《时代》的封面，晚些又出现在“面对面”、“今夜秀”、“我该干什么”这样的大众电视节目中。RCA公司和他签了独家合同，在钢琴家搬师回朝的几天工夫内赶制了一张他的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的唱片。两年内共售出百万张之巨，即便最经典的唱片不过如此。

克莱本能成为他那一代最成功的古典音乐家，很大一部分归功于大众传媒的慷慨渲染，一致称他为“全美国的大师”（《时代》封面标题），一位才智不凡的英雄，他了无做作的谦逊与喜爱交游的性情可以让人忽略一点：他是弹钢琴的不是打棒球的。他的外貌——六英尺的个头、一张娃娃脸、一蓬金黄色卷发——增进了观众对他在舞台上的印象。

所有这些高覆盖率的媒体惹恼了许多音乐批评家，尤其是纽约的。对克莱本一开始的热情洋溢很快就变酸了：在六十年代中期读到说他的演奏肤浅、泛泛的文章是家常便饭。这太不公平了。实际上，他是战后最好的钢琴家，即便是在70年代末水平不稳定时，他还有能力摄取听众的心魄。他的才具也不局限于琴艺。他也是个有天分的业余作曲家，自苏联回国后，他师从Bruno Walter学习指挥，继而成了费城管弦乐团和纽约爱乐乐团的优秀客席指挥。

然而，批评家们虽是头脑固执，但也有说中的地方，克莱本太出格，走得太远了。他的全部存底虽然比众所周知的要深广，仍然主要由学生时代的那些构成，他常演出的奏鸣曲和独奏作品清单年年都在缩水。“不管如何相似，音乐中没有重复说两遍的故事。”他虽爱这样说，但他让贝多芬“热情”奏鸣曲或拉赫玛尼诺夫第三协奏曲这样被弹滥的曲子焕发新彩的能力却有限，况且他安排得满满的日程表也不容他深思与更新。1964年，他不在公开指挥了，据今所知也不作曲了，从此再也没有了。

克莱本的个人问题也给他的胜利投下一片阴影。报界强调说他是个虔诚的按时去教堂做礼拜的人，和母亲同住至她1994年逝世，但对他的同性恋只字不提，虽然音乐界早有所闻，但直到两年前他被前任情人因感情赔偿起诉，公众方才知晓这一点。他无法调和极其洁净的形象和台下生活的现实，这显然应归咎于他日增的艺术家的不确定性。

70年代初，克莱本的现场演奏变得不稳定起来，各大乐团也为是否续聘他作独奏而犹豫。20年巡回演出使他精疲力竭，4年后他弹完最后一场音乐会，1974年起不再签新合约；一直到1989年他才重新登台，此时他的基础已经薄弱了。1994年的美国演出中，这位六十岁的钢琴家证明了自己的琴还能激动人心，但音乐素养进一步下滑；克莱本此次十七城演出的曲目有柴可夫斯基第一和拉赫玛尼诺夫第三协奏曲，加上一组五十年代中期他就开始弹的独奏片段。最终，他忠实的崇拜者也不得不承认，那为曾经被令人敬畏的乐评家B.H.Haggin形容做“在当代杰出、优异的，还将跨越当代的伟大钢琴音乐家之一”的人，有些东西错得到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