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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佩泽/海
伦编译
1987年春天,我写的莱奥纳德·伯恩斯坦传记由威廉·莫罗出版了。其中有些未曾公布于众的内容惹恼了伯恩斯坦家族的部分成员和有关人士。他们中并没有人与我或我的出版者联系,而是迁怒于作曲家戴维·戴蒙德和奈德·罗勒姆,因为他们都是伯恩斯坦的老朋友,曾坦诚地告诉我有关伯恩斯坦的性爱生活。而我始终认为,伯恩斯坦充满激情的性爱生活就如同他卓越的音乐才能一样,极大地影响着他的艺术和事业。
伯恩斯坦家人和好友们所关心的事情因为戴蒙德在国外而无从知晓,但罗勒姆回来了,他在今年早春时告诉了我这件事。他还说起1988年秋天的事情。那是在MacDowell
Colony,伯恩斯坦被授予比赛的金质奖章,罗勒姆是演讲嘉宾。尽管伯恩斯坦是位被荣誉包围的音乐家,但他从没有获得Pulitzer大奖,这也是令他痛苦的根源。而罗勒姆获得过Pulitzer奖,他专心致志地从事作曲,许多优秀作品得到认同。演讲中,他说了一些恭维伯恩斯坦的话。罗勒姆告诉我:"伯恩斯坦的几个朋友对我很生气,可我讲的都是非常诚恳并发自肺腑的。
伦尼(伯恩斯坦的昵称)是位有造诣的严肃音乐作曲家,他不仅很有影响力,而且十分优秀。"罗勒姆结束演讲时,伯恩斯坦亲吻了他。"伦尼说他喜欢我讲的话,因为只有我把他看成作曲家。人们总是批评他没有在作曲方面投入所有的精力而做了许多其他的事情。如果只是作曲,他其它方面的天赋就会被扼杀。1943年他因替代布鲁诺·瓦尔特在纽约爱乐乐团的音乐会上一举成名的时候,他是有所准备的。弗里兹·赖纳曾邀请他去匹兹堡指挥他的第一交响曲《耶利米》,这正是他与众不同之处。"
对于伯恩斯坦来说,专心于作曲的压力由来已久,并伴随他一生。他在1949年曾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在指挥、交响乐创作、为剧院写作和钢琴演奏等各种活动中我不可能做出惟一的选择。在某个特定时间内做某件事情而不受限制,对我来说,这些都是正当的。”
直到1983年伯恩斯坦63岁时巴德学院的院长利昂·博茨坦还写过一篇题为《莱奥纳德·伯恩斯坦的悲剧》的文章。他奉劝伯恩斯坦压缩自己的活动范围,要记住马勒对他妻子说过的话:“你必须放弃所有习俗,放弃所有的错觉和虚幻缥缈的表面事务。现在还为时不晚。”伯恩斯坦并不在意博茨坦的告诫。我还听说,他为自己被封为作曲家而有些吃惊。其实他在美国作曲家中间的影响力的确是无人能比的。
38岁的指挥家罗伯特·斯帕诺就学于奥柏林音乐学校和科蒂斯学院,曾在波士顿交响乐团做过小泽征尔的助手,在纽约爱乐乐团做过伯恩斯坦的助手,他现在是布鲁克林爱乐乐团和亚特兰大交响乐团的音乐指导。他说:"作为作曲家,伯恩斯坦的贡献是巨大的,因为他的创作观念至今还是流行。当今的音乐形势比以往更趋于多元化,伯恩斯坦的作品还比较折衷,他代表了音乐会音乐与百老汇音乐的交融,也是学院派观念的让位。"
作曲家阿伦·杰伊·克尼斯刚到不惑之年,1998年他的《第二弦乐四重奏》获得Pulitzer
大奖,1999年秋他创作的极富戏剧性、华美流畅的合唱与管弦乐队作品《光之园》成为纽约爱乐乐团的迪斯尼千禧年交响曲。克尼斯说:“伯恩斯坦的《弥撒曲》是一部极具影响力的作品,它包容了美国本土音乐,并与古典音乐相结合。伯恩斯坦把爵士乐应用在严肃音乐中,这影响了许多作曲家的创作。他打破了高雅风格与低俗时尚的藩篱,也使我懂得主调音乐才是适合我的。他刚去世时我创作了《简短歌曲》的最后乐章来纪念他。我运用了马勒式的和声风格,内容是寻求和平。我希望伯恩斯坦能在另一个世界里寻求到他一直在寻求的爱情与和平。”
62岁的约翰·克里戈列诺是美国最杰出并最受尊敬的作曲家之一,是比克尼斯更接近伯恩斯坦的一代人。他受大都会歌剧院委托创作的歌剧《凡尔赛的幽灵》不仅在1991年初次运作时就很有卖点,而且在1995年芝加哥抒情歌剧复排时也大受欢迎。他说:“60年代我刚开始创作时,正是美国人的世界。我曾为比赛而作曲,伦尼说他也投入了许多精力。当时我想得到他所有的LP唱片,特别是令我着迷的《耶利米》。还有以他的
《7周年纪念》为基础而创作的送给亲朋好友的作品集锦,自然而流畅的旋律富有音乐性。对于伯恩斯坦来说,重温他最初的交响乐作品,能从中感受到他对作曲有深深的不安定感。"
克利戈列诺坦言,他把伯恩斯坦的美国精神看作是一种审美风格。“许多人也是这样做的,你可以在理查德·丹尼尔波尔的作品中、在史蒂夫·赖克拥有犹太民族特色的不规则节奏和增二度音阶中感受到这一点。伯恩斯坦终生都受到指责,《时代》周刊还发表了指责他的评论文章,他自己也总是在抱怨:他们不能真诚地理解我。不被理解的原因之一就是他的个性所至,他既是古典音乐的倡导者,又从事爵士乐和流行音乐。当年伯恩斯坦在爱乐乐团任职时,哈罗尔德·勋伯格曾为《纽约时报》撰文,说他憎恨那个滔滔不绝的伦尼。现在没有滔滔不绝了,伯恩斯坦只是作为作曲家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
詹森·罗伯特·布朗出生于1970年,他创作的《检阅》曾获得1999年Tony
奖的最佳音乐奖。布朗的父母曾拥有伯恩斯坦的百老汇作品《西区故事》的演员纪念册,他小时候在尤利斯剧院看过这部作品的复排。他说:“最初吸引我的就是音乐,是伯恩斯坦把我引导到这个领域中。我曾在伊斯特曼音乐学院学过两年,但我不是古典音乐的信徒,这个世界让我不愉快,是伯恩斯坦及时地把我拉了回来。《检阅》就是受流行音乐的影响而创作的。”
35岁安德鲁·利帕是位作曲家、剧本作家和抒情诗人,他为曼哈顿剧院俱乐部创作的《在野党》在今年的Drama
Desk Awards大奖中得到最多的提名。他曾对《时代》的记者说,二十世纪的作曲家中他最喜欢的就是伯恩斯坦:“他做了应该做的一切”。布朗回忆起他与利帕在他们20岁时乘地铁的情景:“我们完整地唱着《西区故事》中的歌曲《体育场的舞蹈》,我们都深深地迷恋伯恩斯坦的音乐。”
伯恩斯坦不曾相信他会作为一名作曲家而闻名于世,他相信自己是一名好指挥。他留下的大量录像带证明了这一点。而CD唱片的众多连唱片公司都无法统计。伯恩斯坦从1950年开始与Columbia公司合作录音。他去世以来,先前的CBS公司,现在是Sony
Music以《伯恩斯坦的世纪》、《伯恩斯坦最佳版本》、《传统名篇》和《经典精品》等标题发行了几百张唱片。DG公司是在70年代初伯恩斯坦把自己的指挥生涯向欧洲拓展时开始为他录制唱片的,1976年与他签订了唯一的合同。尽管从那以后伯恩斯坦坚持只录制现场演出,DG公司仍有值得夸耀的一长串作品目录,并在过去的十年间发行了近100张CD唱片。去年秋天为纪念伯恩斯坦逝世十周年,他们发行单张的新唱片,标题为《白宫康塔塔》,是伯恩斯坦与阿兰·勒纳合作,根据1600年宾夕法尼亚大街故事创作的,在二百周年纪念的演出中惨遭失败。新唱片由肯特·纳戈诺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奏,演唱者包括:琼·安德森、巴巴拉·亨德利克斯、肯尼思·塔弗和托马斯·汉普森。
纽约爱乐乐团对伯恩斯坦的纪念是从录音资料中选取精品,从贝多芬的三重协奏曲和布里顿的《春天交响曲》,到瓦雷兹的《奥秘》,都是未曾出版过的作品。
纽约WQXR的节目主任马格丽特·莫瑟说,她对伯恩斯坦的作品必须积极地“有所控制,因为我们手中有许多他的录音。”举例来说,1999年的7月份,WQXR播放了11部伯恩斯坦创作的作品,44部他指挥的作品录音。莫瑟相信,伯恩斯坦指挥的许多作品都是经典之作。
尽管伯恩斯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他在美国主要交响乐团的发展中并不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作为一名指挥,这是他遗产中最奇特的一个方面。在这里有必要提及美国交响乐协会所属的最大编制的11个乐团目前的音乐指导,目前只有旧金山交响乐团托马斯是这个名单中唯一的美国人,并接受过伯恩斯坦的指导。
达拉斯交响乐团41岁的音乐指导安德鲁·利通最近发表了一篇名为《令人震惊的演出》的音乐评论。他指出,斯维尼·托德指挥纽约爱乐乐团在为孩子们举行的电视演出中,极力模仿伯恩斯坦的风格和曲目,但并不成功。“那是因为伯恩斯坦是一位非常和善的人,不会有另外一个伯恩斯坦出现。伯恩斯坦证明了美国人能够成为指挥大师,但他是如此特殊,无人能够接替。”指挥家杰勒德·施瓦兹发现:“人们总是把我们不熟悉的人想象得比我们的人好,认为外国的产品总是高级些,比如意大利的服装,法国的葡萄酒,英国的小汽车等等。”
作为作曲家,伯恩斯坦的影响力在于,他使美国年轻人在创作音乐会作品时增加了对流行音乐和百老汇音乐的运用。而作为指挥家,他的作用是使欧洲的模式得以流传。作为国际艺术大师,他音乐生涯的黄金时段都集中在19世纪的欧洲音乐,特别是马勒的不朽作品上,对当代美国作品却有些排斥。
美国本土和19世纪欧洲的音乐会音乐通常都是有调性的、以七声音阶体系为主,其中的一个音为主音,其它音以它为中心分出远近的关系。音乐中对应的调性意义重大。正像艾尔伯特·爱因斯坦推翻了牛顿有关世界是由重力组成的学说,进而为我们打开了无限的视野一样,阿诺尔德·勋伯格运用十二音体系创立的不断发展的半音阶技法,也为我们开辟了从前无法想象的作曲方式。查尔斯·乌利农把十二音体系与主调音乐的应用做了比较,他说:"当你开通一条新的道路,并且进一步探索下去,你就不能够向后转,不能够再回到C大调的三和弦中来。伯恩斯坦的生活与我的完全不同。"
戴维·戴蒙德虽然不是勋伯格学派的作曲家,但他多产的创作生涯中曾倾向于半音体系的运用。他说,他曾在伯恩斯坦去世前六个月时在艾弗里·费舍大厅的"绿屋"中拜访过他。"伦尼教育我要多写比较通俗的音乐,就象我在1944年为弦乐队创作的《轮唱曲》。那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
伯恩斯坦的创作观念是主张新音乐应该听起来象老音乐那样。当他与广泛运用十二音体系创作的作曲家和音乐理论家乔治·珀尔交谈时,我正好在场。伯恩斯坦说:"当我开始创作时,我的作品几乎就象我听过的一样,你的情况是不是这样?"珀尔说:"不。"
伯恩斯坦在1973年曾试图证实他对主调音乐的偏爱不仅仅是作为极富情感之人的个人嗜好,而是普遍真理的表现形式。哈佛大学的查尔斯·艾略特·诺尔顿讲座是美国学术界设立的最著名的课程之一,伯恩斯坦的讲演始终贯穿着他的思想。来这里的讲演者还包括:T.
S.艾略特,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和彼埃尔·布莱兹。现年84岁的米尔顿·巴比特是美国最卓越的作曲家之一,他全面接受了勋伯格的思想。他说:"
伯恩斯坦明显地是在试图掩饰他对当代音乐这一重要部分的无知。作为钢琴家,作为能够胜任一定曲目的指挥家和创作了一定曲目的作曲家,他的所有技艺都选择了这样的信条:'假如我不懂这方面的事情,我就没必要去弄懂。'或者说:'假如我不理解它,它就不值得我去理解。所以我要懂得值得弄懂的事情,理解值得理解的事情。'他在'诺尔顿讲座'中有关十二音体系作曲法的奇谈怪论,我认为无知的成分更大于恶意中伤。他说他从没有遇到过热爱勋伯格音乐的人,那只是因为他有限的交际圈所至。"
我相信艺术具有自身价值。艺术与社会是相互作用的。艺术的特性可以用持续性和必然性来解释。伯恩斯坦过人的个人能力和天生的音乐才能形成了强大的力量,以至于干扰了艺术的持续性,并延迟了艺术的必然发展。他的大型公开音乐会无疑都是选择了听众较为熟悉的作品。但当今的艺术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不断增长的技术驱动和全球环境的影响,最终的音乐将会被呈现出强烈的、变化多端的、富有表现力的勋伯格、已故的斯特拉文斯基,巴比特、布莱兹、伯尔和乌利农的作品所替代。那些听音乐的人,甚至是比当今正创作的音乐还要年轻的人将会听到未来社会的确切反映。
伯恩斯坦既不是十足的百老汇音乐家,也不是完全的严肃音乐和具有当代音乐思想的音乐家。一方面,当他作为古典音乐指挥家开始在欧洲旅行演出时,他告诉组织这次旅行演出的哥伦比亚唱片公司不要把他当作《西区故事》的作曲家,这样做是为了掩饰他从事轻量级商业演出的形象。另一方面,当他在60年代末指挥纽约爱乐乐团演出一系列前卫派作品时,他总是在把这些作品介绍给听众时为某些不易理解的困难乐段而道歉。伯恩斯坦可能不曾预料到年轻的美国人会怎样的试图接受那些全新的音乐素材。他们不在乎是否能够成功,问题在于那些正在努力创作的作曲家把伯恩斯坦看作是他们的带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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